康熙六十一年（公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京城北郊畅春园去世，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同一天，四皇子胤禛正式继承大统，登基为帝，次年改年号为雍正。
二十余年的皇储争夺战终于决出真正的优胜者。
但是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惨烈战场还没有真正地画上句号。
雍正帝下一步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反对自己的人。
雍正帝的政敌中，在诸位兄弟之中，是当年争夺储位最活跃的允禩、允禵、允禟、允等人；在大臣中，则是允禩结党的主要成员，比如苏努、勒什亨、七十、揆叙、鄂伦岱等人。
雍正帝与允禊之间的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做皇子的时候是一般矛盾，登基即位后开始加剧，到雍正帝强化手中皇权时变得激化，乃至不能共存。
因此，他对允禩等人的斗争，也发生了由拉拢到惩处，直至最后剪除的变化。
雍正帝懂得“挽弓当挽强，擒贼当擒王”的道理，在登基之初就委任允禩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重任，随即晋升他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次年又命他办理工部事务，希望他能痛改前非，解散其党羽。
对允禵、允禟、允则采取了分散其力，各个击破的原则。
这三个人中，实力最强的是允禵。
康熙帝去世的时候，他身为抚远大将军，统领重兵镇守西宁。
当时即使允禵在西宁奉公守法，按兵不动，在雍正帝看来，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因此，他在颁发委任四总理事务王大臣上谕的同时，又下达了一条命允禵来京奔丧的上谕：“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清实录》)
这真是一条万全之策，既轻易地解除了允禵手中的兵权，又博得了体恤兄弟的美名。
无论是允禵还是其他大臣，都挑不出任何可指责的理由。
允禵回京后，雍正帝一道上谕，命他在遵化汤泉待命，实则将他软禁起来。
允禟是允禩死心塌地的追随者。
他不仅在允禩后面亦步亦趋，而且还为允禩和其他同党提供丰厚的经济援助。
这就成为雍正帝的一块心病，因此，他不宜留在京中。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帝上渝：“大将军至京，其往复尚在未定。俟胡图克图喇嘛到日再为商榷。西宁不可无人驻扎，令九贝子(允禟)前往。”(《永宪录》)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就是调虎离山。
表面上对允禟很为重用，实际上在年羹尧已握重兵的情况下，允禟前往西宁无异于流放。
对允，雍正帝也想出了发落的办法。
康熙帝去世后，喀尔喀大喇嘛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到京拜谒梓宫，胡图克图当时年近九十，加上路远天寒，结果未待返回喀尔喀，便在京圆寂。
理藩院上疏清派大臣护送胡图克图灵龛回喀尔喀。雍正帝本来正在为如何发落允被盘算，胡图克图之死，怡好为他提供了良机。
他收到理藩院奏疏后，立即命令允随护送胡图克图灵龛的大臣前往喀尔喀，为大喇嘛举行赍赐印册的仪式。
允虽不情愿，无奈是圣意，也只好听命。
对宗室大臣中的政敌，雍正帝当然更不会放过。
雍正帝的同宗兄弟、修纂玉牒总裁官贝子苏努，是大臣中进行朋党活动最活跃者，为允禩的死党。
他的子弟也纷纷加入其党羽中。
雍正帝对苏努虽恨之入骨，却也像对允禩一样，先行拉拢，在康熙帝去世后晋升他为贝勒，并将其子勒什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以期他能转变立场，为自己效忠。
自康熙帝去世后至雍正元年允出京，不过短短一个多月，雍正帝就将允禩等人初步进行了安排处理。
与此同时，他又以各种借口惩办了允禩、允禟、允等人的走卒。
比如逮捕了允禟的门人给事中秦道然，追银十万两，召允禟门人湖广总督满丕回京听候处理，派出监视允禵的太监等等。
这些软硬兼施的做法，表明了雍正帝登基伊始，最感棘手的，就是诸位皇弟与宗室大臣中的结党营私活动。
他向朝臣正面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若仍怙恶不悛，朕虽欲勉强仰体皇考圣衷，力为宽宥，岂可得乎？”(《清实录》)
雍正帝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他就是要让全体大臣知道，自己对由来已久的朋党深恶痛绝，绝不会像明朝皇帝和康熙帝那样姑息、纵容，如不改悔，则勿谓言之不预！
八皇子允禩因其才干突出与党羽众多，在康熙时期，从没有把四皇子胤禛放在眼中。
胤禛登基为帝后，人虽没有任何变化，但和允禩等人的关系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允禩自持势力庞大，并不把雍正帝采取的政策和对诸位皇子们的警告当做圣谕来恪守，反而想方设法进行捣乱。
允禩被封为廉亲王后，很多人登门贺喜，其福晋乌雅氏却对贺者大发牢骚：“有何喜可贺？恐不能保此首领耳。”(《清实录》)
允禟也没有真正认识到雍正帝此时已不是昔日的四皇子，而是万民之主了。
在雍正帝命他前往西宁驻守时，他竟敢拖延不去，一会儿提出等过了皇父的百日，一会儿又说要等雍正帝从景陵送丧回来，屡次推诿，延时日。
这些明目张胆的抗旨行为，自然加深了雍正帝与允禩等人之间已有的裂痕。
君臣之间的这场斗争并不完全局限于紫禁城中。
允禩等人结党营私二十多年，除赢得一些朝臣的支持外，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雍正帝登基后，对允禩的社会基础是一种打击，他们也在寻找时机兴风作浪。
在雍正帝对允禩等人采取了拉拢、离散、打击等措施后，社会上竟出现了“凌逼弟辈”、“报复旧怨”等流言，又有雍正帝“每日早理事，日中即醉饮”、“日中酒醒，日暮方理事”的说法。
这使雍正帝十分恼怒。
他在雍正元年二月发布上谕，针对流言蜚语为自己辩白：“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即谓朕报复旧怨，擢用人，又谓朕恩出于私。”(《清实录》)
为此他斥责允禟：“允禟之太监何玉柱，一至微至贱之人，而使有家赀数十万，岂非欲耀内廷太以财利乎？如此作为，朕所惩治者，特二奸恶太监耳。而遽谓朕凌逼弟辈，扬言无忌，悖乱极矣。”(《清实录》)
苏努之子勒什亨、乌尔陈不识时务，小集团的利益使他们此时忍不住要出来为允禟辩护，因此立即受到了雍正帝的惩处：勒什亨被革去领侍卫内大臣，与乌尔陈一起发遣西宁军前效力。
可以说，流言的出现和勒什的被惩处，是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
雍正帝惩处勒什意在警告允禩等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就此止步。
但允禩、允禟、允等人自持势力庞大，依然无视无视皇帝的警告，竟变本加厉地与皇帝对抗。
允禩在雍正初年身居要位，连兼数职。
他利用手中职权，寻衅刁难，设置障碍，故意与雍正帝相悖。
在任总理事务王大臣时，“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有意隳废。且每遇奏事，并不身到，亦不亲加检点，荀且草率，付之他人”(《清实录》)。
主持工部时又提出，为节省开销，可缩减运送康熙帝梓宫夫役人数，同时改在陵寝当地采办建陵红土，以致朝廷上下都认为雍正帝“轻陵工而重财物”(《清实录》)。
与此同时，允禩还利用手中的职权，继续进行结党营私活动。
工部侍郎岳周拖欠了应缴的钱粮，允禩立即慷慨解囊，代为完纳。这样不仅岳周，甚至岳周手下的人都对允禩感恩不尽，认为允禩礼贤下士，优容宽厚，不似他人那样苛刻。
尽管允禩被雍正帝视如顽敌，但在朝臣中却是一位仁厚宽和的贤王。
允禵、允禟、允三人，谋略心计都没有允禩那样多。
他们对抗雍正帝的活动是毫不掩饰的。比如允禟他给允写信，公然声称“事机已失，追悔无及”，明确表示自己与新君势不两立。为此他甚至勘察牧场，囤积粮草，还不惜花重金收买人心。
允禵依仗自己是胤禛的同母兄弟，从西宁返京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对新君的大不恭敬。
他不先向皇太后和皇帝请安，反而趾高气扬地行文礼部，问自己到京应该受到哪一种礼遇。
在奉命到景山寿皇殿与雍正帝一同拜谒梓宫时，又远离雍正帝，拒不上前。
领侍卫内大臣拉锡推他向前行礼，他却乘势向雍正帝大吵大闹，说拉锡对自己不恭，应将其正法，给雍正帝施加压力。
皇太后死后，雍正帝曾向允禵施以小惠，晋升他为郡王。
但多年形成的利害冲突，在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后，则根本无法调和。
因此，当允禵福晋病故，雍正帝派人向他表示恩恤之意，他却以“我今已到尽头，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的偏颇言辞，表示了自己与雍正帝对抗到底的决心。
凡此种种，都大大激怒了雍正帝，两年多的实践，他看出允禩等人不到黄河不死心，明白他们与自己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他不能再容忍允禩等人这种藐视皇权的行径了。
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帝发布上谕，怒斥允禩一伙。他说自己即位后，为挽救允禩等人，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允禩等却再三与自己对抗，其目的“不过欲触朕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扰乱国家耳”(《清实录》)。
他当然不能让允禩等人称心如意，严厉警告他们：“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矣。”(《清实录》）
接着雍正帝就下令将推脱不去喀尔喀的允革去王爵，调回京师，交宗人府永远监禁。
监禁允，是胤禛在与允禩等人的矛盾激化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的措施。
接着，他又把目光落在参与允禩集团的宗室大臣身上。
雍正帝认为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罪恶难赦，必除之而后快。
宗室贝勒阿布兰，在允禵为大将军时，曾谄媚允禵；允禵从军前回来，他又违背礼制出班跪接，并拟文刻石颂扬允禵平定青海的军功。
雍正帝登基即位后，阿布兰情知不妙，将碑文偷偷磨去。
这件事一直让雍正帝耿耿于怀。
雍正二年五月，他下令革去阿布兰贝勒爵，撤回赠赏的佐领；接着，将允禟岳父正红旗固山额真七十革职抄家；又下令革去宗室苏努贝勒爵，将苏努及其在京诸子发往右卫服苦役。
对已经病逝的允禩党羽，雍正帝也不放过。
明珠之子揆叙和遏必隆之子阿灵阿，是当年畅春园会议谋举允禩为皇储的主力，此时已死数年。
但雍正帝为解心头之恨，仍下令将阿灵阿的墓碑改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墓碑改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名之曰“以正其罪”。
同时，又将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革职，遣往盛京守其祖坟，以示惩罚。
不久，雍正帝开始处置允禵。
雍正二年七月，他下令将允禵及其家眷软禁景陵，并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皇考陵寝，关系重大。朕意于朕兄弟内，酌令一人，封以王爵，子侄内二人，封以公爵，用代朕躬，居守山陵……随酌令郡王允禵代朕前往居住。”(《清实录》)
这在雍正帝，又是一举两得之事：既表明了自己对父亲康熙帝的无比忠孝之心，又用委以重任的名义将允禵软禁。
如此兴师动众地严惩反对势力，是雍正帝登基即位两年多后第一次。
为消除朝臣的疑虑，避免社会舆论对己不利，雍正帝以攻为守，再次向文武大臣阐述自己的看法。
他以大臣结党的例证，说明朝堂上朋党之盛：“朕即位后，于初御门听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如七十之恶乱，举国皆知，此朋党未消之明验也。”
同时，他又颁发了一篇御制短文《朋党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列数朋党之害：“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而有之。……设修在今日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清实录》)
这表明雍正帝对朋党是深恶痛绝的。
但这只是对他的反对势力，对他自己的朋党则另当别论了。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胤禛不断下达上谕，斥责允禩及其党羽。
雍正二年十一月，他得知允禩拉拢工部侍郎岳周一事，训斥允禩：“廉亲王存心狡诈，结党营私。自朕即位以来，凡遇政事，百端阻挠。一年以来，大小臣工因廉亲王贻累者甚多，乃甘受罪戾，毫无悔心，若廉亲王一人，何所持而如此行为乎？……如此沽名钓誉，亦不知其何意。”(《清实录》)
由于允禟在西宁有种种不安分行为，雍正帝派都统楚宗携带谕旨前往约束。
允禟对此极不服气，面对钦差，表现出极大的不恭敬。
他既不出迎请安，也不叩头谢罪，全无人臣事君之礼，一副盛气凌人无所畏惧的样子。
他还声称自己已如出家离世之人，一切均不放在心上。
楚宗将这一切上奏雍正帝，雍正帝十分恼怒。
雍正三年二月，他召集群臣，历数允禩、允禵、允禟、允及其死党阿尔松阿、鄂伦岱等人三年来种种罪行，将这些罪行逐条公布于众。
他说，允禩等人所犯的罪行，“一经讯诘，则国法难容”，而自己“居心宽大”，“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清实录》)，这次仅将顽固追随允禩的鄂伦岱革职，发往奉天。
雍正帝与允禩等人的关系从此急转直下。
面对顽固不化、屡教不改的诸位皇弟，作为一个刻薄寡恩的皇帝，雍正帝甚为焦虑，他有心处置他们，又担心引起混乱。
山西巡抚的参奏，正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当即下令革去允禟贝子，撤其佐领属下，监禁西宁。
此后，允禩等人也已经没了退路，对抗皇权的活动也越来越放在明面上。
雍正四年正月初二，紫禁城中刚刚举行了朝贺大典，雍正帝在乾清宫赐宴群臣，含蓄地表明，党援朋比之习，在朝中仍旧很盛。
他要以大臣为开端，移风易俗。
初五，雍正帝再次召见群臣，历数允禩等人罪行，宣布将允禩、允禟及苏努、吴尔占革去黄带子，交宗人府除名。
允禩的福晋乌雅氏，在康熙时期就怂恿允禩谋取储位，雍正初年又口出狂言，公然藐视皇权。
允禩受惩后，乌雅氏也随之被革去福晋身份，逐回外家。
雍正帝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容”，还暂赐允禩一个“民王”的头衔。
但是此时，雍正帝已下了处死允禩的决心。
但他还不好立即动手。
允禩争夺储位的事情是发生在康熙年间，举国共知。
雍正帝登基即位后与允禩等人的矛盾，在朝野看来，不过是那场储位之争的延续。
“凌逼诸弟”之说的出现就是这种看法的反映。
雍正帝认为，若由他提出处死允禩，正迎合了这种社会舆论；而他一向是强调自己从无谋取大位之心的，无论是在藩邸还是登基即位后，他对诸兄弟都尽心尽意，根本没有治允禩罪的想法。
因此，处死允禩的责任他不能承担。
雍正四年二月，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联名上疏，请将允禩正法。
这本来正合雍正帝心意，但他为开脱自己，仍要虚伪地问大臣：“允禩乃皇考之子，太祖太宗之孙，朕之弟也。倘允禩不宜正法，而尔等妄行陈奏，以残害列祖皇考之子孙，而陷朕于不义。尔等之罪，尚可追乎？”(《清实录》)
大臣们当然受不了陷皇帝于不义的罪名。
他们纷纷表态，说允禩“悖伦乱政，罪状多端，按之国法，应正典刑”(《清实录》)。
这样处死允禩的责任就落在诸臣肩上，雍正帝则可以放开手脚处理自己的政敌了。
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下令将允禩革去“民王”王爵，交宗人府监禁于高墙之内；三月，又下令将允禩的名字改为“阿其那”，其子弘旺改为“菩萨保”，以污辱他们的人格，尽泄三年来存于心中的怒气。
四月，雍正帝下令将允禟押解回京论罪，并将其名改为“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都是贬意的词语)。
于是雍正四年五月，雍正帝即命将允禵解回京城，与其子白起一同关押于景山寿皇殿附近，让他守着殿中供奉的康熙帝后圣容，“追思教育之恩，宽以岁月，待其悔改”(《清实录》)。
接着，又下令将早已遣发奉天的允禩死党鄂伦岱、阿尔松阿就地正法，并将已死的苏努和七十“戮尸扬灰”其子孙五十四人。(《永宪录》)。
至此，诸多政敌绝大部分都已处理完毕，仅允禩、允禵、允禟没给最后结论。
六月，雍正帝下令给允禩等议罪。
大臣们拟定允禩获罪四十款，允禟获罪二十八款，允禵获罪十四款，求皇帝批准，将其三人正法。
雍正帝面对诸臣奏疏，虽肯定“参劾之条，事事皆系实迹”，但因怕自己身后遭人唾骂，仍下不了公开处死三人的决心。
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万难之苦衷”，最后下令允禩仍监禁原地，允禟解往保定关押，允禵尚非首恶，继续拘禁悔过。
允禩、允禟为朝廷重犯，在监禁中备受折磨。
负责关押允禟的直隶巡抚李绂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说现在给予塞思黑饮食与牢狱重犯丝毫无异，“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墙高房小，高暑气酷，昨日已报中热晕死。因伊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始甦，大约难以久存”(《文献丛编》)。
果然，八月下旬，允禟就死于狱中，距给他定罪的时间不过两个来月。
允禟的死，意味着允禩也不久于人世了。
不到半个月，顺承郡王锡保奏报，允禩“染患呕症”“不食饮食”，九月初十病死禁所。
允禩、允禟相继死去，使长期与雍正帝为敌的允禩集团彻底瓦解。
至于允禵、允二人，雍正帝认为尽管卑劣，但尚非首恶，对他们可免于死，仍继续监禁。
自康熙四十七年开始的这场清皇室内部为争夺皇权的残酷争斗，到此基本结束；只是四年后雍正帝又对皇三子允祉搞了一些小动作，将允祉革爵监禁。
这只能表现雍正帝刻薄寡恩、心胸狭隘、不能容人的性格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