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乾隆朝察哈尔都统的设立和嘉道年间都统职权的日益扩大，察哈尔都统俨然成为主政察哈尔地方的“地方官”，为后世的筹划设省奠定了基础。
乾隆朝对前代察哈尔治理政策措施的继承乾隆时期，清朝延续前朝对察哈尔的各项控制政策。平准战争历时十余年，厄鲁特蒙古尤其是准噶尔部归附部众数量较大。乾隆初年，清廷将携家眷、部属归附的厄鲁特蒙古部众循旧例安置于察哈尔地方。
乾隆帝也大规模征调察哈尔部众参战、戍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次征调察哈尔军民到新疆戍边。察哈尔蒙古部众从口外驻牧地出发，不远万里到达伊犁，戍边屯垦，开发边疆。随着口外移民开垦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察哈尔右翼各旗开垦规模激增，口北三厅已满足不了有效管理口外移民垦荒和调节矛盾纠纷的需要。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清廷又相继设立丰镇、宁远二厅，丰镇厅属山西大同府，宁远厅属山西朔平府。这两厅与“口北三厅”一样，属于督抚制的行政管理系统，负责察哈尔右翼四旗垦地钱粮征收并处理旗、民互讼及刑名命盗等事务，以分担张家口厅兼管察哈尔右翼四旗的繁重行政压力。
丰镇、宁远二厅的增设反映出“厅”在察哈尔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速了察哈尔地方的内地化。
乾隆朝察哈尔都统的设立及其职能范围察哈尔八旗作为总管旗，旗务由在京八旗蒙古都统兼辖，游牧事务归理藩院管理，这样的管理体制有其缺陷和不足。乾隆帝就曾指出：“（在京八旗都统）本管之旗务尚不能周，其兼管察哈尔旗务不过有其名耳。”
察哈尔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庄亲王允禄在上奏中提出，察哈尔地方西邻归化城，东接多伦诺尔，且“向与外藩蒙古边界接壤，甚属紧要”，建议将八旗察哈尔两翼官兵归“重镇将军大臣调遣”。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清廷正式设立察哈尔都统，品秩为从一品，与驻防将军相同。察哈尔都统“总管察哈尔左右两翼副都统、八旗总管，管辖满洲蒙古官兵及张家口理事同知”，“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其选补承袭员缺，详慎核定；一应俸饷，确查咨领”。
可见，察哈尔都统的主要职掌应该是负责八旗兵丁训练、考核、惩处及俸饷发放等事宜。然而，察哈尔都统实际负责的事务十分繁杂，这与察哈尔地方的特殊性密切相关。首先，察哈尔地方分布着数量众多、地位重要的台站和牧厂。
在察哈尔都统设立之前，台站主要由张家口台站总管负责，牧厂则分别隶属于诸如内务府上驷院、太仆寺、礼部等机构。察哈尔都统设立后，鉴于台站服役之正台与牧厂牧丁大多来自察哈尔各旗，清廷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调整台站、牧厂的管理体制，将台站、牧厂事务交由察哈尔都统管理。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十二月，清廷定察哈尔副都统分理台站驿道事务，到清朝中后期，察哈尔都统兼管的从张家口出发延伸至科布多一路的部分台站，成为清廷与蒙古沟通的交通要道，史籍称之为“阿尔泰军台”。
察哈尔都统管理台站驿道的记载很多。如平准战争之后，“驰递事少，驻台官兵日渐疏懈，以致具奏事件较前多迟”，乾隆帝谕令察哈尔都统常青“嗣后务加意巡查，一切往返驰递不致耽延”。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规定：“将查厂的值年侍卫等停止派往马厂，每年由驻守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副都统轮流前往。一人查上都达布逊诺尔和太仆寺牧厂，一人查达里冈爱牧厂。”巡查马厂事宜自此完全由察哈尔都统负责。
察哈尔都统向皇帝汇报马政事例在《清实录》中多有记载，如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七月，“察哈尔八旗都统巴尔品等奏称，镶黄、正黄二旗各牧厂亏缺牛羊额数应著该管各员赔补”。清廷还规定：“今除残废马匹照例官为变卖外，蒙古等有盗卖官马者，请交由察哈尔都统查拏。”
可见，察哈尔都统在牧厂管理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察哈尔地方是清代口外移民垦荒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清廷在察哈尔地方专门设立“厅”来管理移民垦荒事务。“厅”虽属于督抚系统，但察哈尔都统地位尊崇，各厅理事同知在处理蒙汉纠纷、刑名命盗案件时，仍须知照察哈尔都统。尤其是招民垦荒事宜，督抚须与察哈尔都统共同协商处理。
如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２），太仆寺右翼牧场旷地招民开垦，时任察哈尔都统巴尔品上奏称，空地“在正黄、正红旗之察哈尔蒙古游牧界外，长一百四五十里，宽六十里”，并提议“所出米石足敷支放张家口兵粮，并可分赏牧厂人等，请交各该处地方官办理”。
清廷下令：“其耕种、纳粮、运送、贮支各事交直隶督臣、山西抚臣会同该都统委员前往该处相度丈勘，酌量情形妥协议奏。”这一事例很好地反映出以都统为代表的八旗驻防制与以督抚为代表的府厅州县制两种管理制度在察哈尔地方的协调运行。
再次，察哈尔都统所驻扎的张家口从明代中后期就成为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入清以后，边地安定的环境促进了贸易的繁荣，使张家口一跃成为北方商业重镇。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廷就在张家口税关设钦差户部分司管理税务征收事宜，长官称税务监督。
察哈尔都统设立后，很快肩负起就近监督张家口税关之责。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清廷发现张家口税务监督瑭瑞任职期间所征收的税额“较上年缺少银九千四百四十余两”，时任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随即奉命进行调查，最终认定瑭瑞“任职不善”，瑭瑞因此受到降职处分。
最后，察哈尔地方是旅蒙商往来于内地和蒙古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乾隆年间，凡赴口外贸易的旅蒙商人须经察哈尔都统、绥远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的批准，持部票出入关口。可见，察哈尔都统负有管理旅蒙商出入的职责。察哈尔都统所辖官兵与绿营兵丁合作，“内外稽查，互相纠察，遇有逃盗匪徒，拏获后究明何处私越，分别参处”。
显然，察哈尔都统还负有维护地方安全与稳定的重任。综上所述，察哈尔都统设立初期，除了其军事驻防职掌外，已经开始参与管理牧厂、移民垦荒、关税贸易等各种事务。察哈尔都统还须“每年年终奏请陛见”。这些都显现出察哈尔都统主政地方的趋势。
嘉道年间察哈尔都统主政一方的“地方官”趋势察哈尔都统设立后，其职权有一个逐渐扩大和日益明晰的过程，至嘉道年间，察哈尔都统日渐发展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这体现在其对察哈尔台站、牧政、张家口税关的管理上。在台站的管理上，察哈尔都统与理藩院均有巡查台站之责，往往由分理台站的察哈尔副都统与理藩院下属的管站部员分别巡查。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理藩院管站部员时常应付了事，查台主要依靠察哈尔都统。为此，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清廷特别要求理藩院管站部员应随机巡查台站，不得与都统等查台并为一年，但收效并不明显。
这一时期，察哈尔都统与张家口台站总管一体办公，道光年间成书的《万全县志》记载察哈尔都统署为“察哈尔都统仍管阿尔军台署”，这显然是突出和强调察哈尔都统对阿尔泰军台的管理职权。察哈尔都统对牧厂马政的管理主要通过“查群均齐”活动来实现。
除随同钦差前往上驷院、太仆寺等衙门主持的查群均齐活动外，察哈尔都统还须每年亲自组织查群。八旗官马出青也是牧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所谓“出青”，指平时以圈养或拴养为主的马匹于春夏二季轮班至口外牧放。
依照惯例，出青之时京城衙门派两翼副都统等前往牧厂，协同察哈尔都统、牧厂总管等共同管理官马出青。所派两翼副都统又称牧青副都统，属临时调遣，事毕即回。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清廷正式停派牧青副都统，出青一事由察哈尔都统全权负责，从此形成定制。
嘉道年间，察哈尔都统对张家口税关的监督管理不断加强。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张家口税关监督景福上报官碱的买卖中有偷税漏税情况，道光帝谕令察哈尔都统武忠额“将该监督所奏情形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正月，张家口税关监督荆善病故，察哈尔都统庆怡将其关防和所收税银暂存以待新任监督。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因张家口监督恒泰回籍丁忧，察哈尔都统凯音布奏请朝廷尽快派员署理监督一职。
这些事例反映出察哈尔都统深入参与到对张家口税关监督的管理之中。综上，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对台站、牧厂、张家口税关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察哈尔都统逐步实现了对察哈尔地方事务的总揽，俨然成为负责察哈尔地方各项事务的“地方官”。察哈尔边疆内地化的进程由此加快。